二、教会之危机
1、基数不足所带来的公域乏力
就目前北京教会的发展状况而言，显然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其优势大概展现为位置显要、精英辈出，其劣势则大体体现为基数不足、公域乏力。这种状况可以从有关学术机构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体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年《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基督徒主要集中在东部和长江流域，其中各地基督徒占全国基督徒总群体的比例依次为：华东地区占42.5%，华中地区占29.2%，东北地区占11.4%，西南地区占6.6%，华北地区占4.9％，西北地区占3.8%，华南地区占1.6%。[1]该报告清楚显示北京作为华北的一个地区在基督徒人数方面显然尚处于极少数的比率（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中部地区）。
很显然，基数不足与公域乏力之间又存在着直接的彼此关联，即因为教会在信众人数与堂会数量方面的基数不足将会导致教会在公共领域之影响的乏力和虚弱。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教会在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数量方面的积累，但很显然数量的积蓄乃是一项关键的要素。比如罗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里曾就研究罗马帝国早期基督徒的人数增长时暗示只有一个国家在基督徒达到或接近10%时，该国的教会群体才会在社会中产生重要乃至直接的影响。[2]具体就北京教会而言，尽管其当下在教会精英和知识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但是就教会信众在总人口中所占据的基数而言，显然还缺乏“发光作盐”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中国教会的领袖牧者尤其要意识到一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徒影响力决不是由该地区基督徒总人数来决定的，而是由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率来决定的。比如说中国目前的基督徒总人数显然要比韩国基督徒总人数多，但这却不能说中国基督徒在社会的影响力要比韩国基督徒在社会的影响力大，因为基督徒群体的影响力不是看总人数而是看群体人数在总人数里的比率。因此中国教会千万不要老拿基督徒总人数来炒作，而应该要注重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率（质量是另外一个话题）。
具体就北京教会而言，尽管迄今为主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来说明基督徒在该市究竟占多大比率，但就目前而言，至少还没有调查数据显示该市的基督徒人数高过全国基督徒平均比率。如果按北京大学CFPS数据的“中国宗教跟踪调查”显示，事实上基督教在中国人口的比率仅为1.89%（如果加上天主教0.41%，则合计为2.3%。），而依据中国人民大学CGSS之数据的“中国宗教调查”也显示基督教的人口仅为2%（如果加上天主教的0.3％，合计也为2.3%。）。如果按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全国总人口也就是说两个当今中国较具权威的宗教调查数据都显示中国基督徒人数在万至万之间（包括基督徒与天主教徒）。或许有人会对目前处境下的类似调查存在质疑，那么如果我们把该比率提高一倍来评估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那么结果也只是-万之间。就北京地区而言，如果我们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年的数据为基数——北京市常住人口万，再按北京大学（CFPS）和中国人民大学(CGSS)二个共同的比率2.3%来算，那么年北京市的基督徒人数为。其实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基督徒比率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中国社科院《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曾显示各地基督教信徒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依次为：华东地区3.1%、东北地区3.0%、华中地区2.4%，西北地区0.8%，华北地区0.8%，西南地区0.7%，华南地区0.2%。[3]也就是说不管各地实际的基督徒比率是多少，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之基督徒比率都仅为全国基督徒比率的44%（暂且按全国为1.8%，则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为0.8%）。
如果我们按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里以每10年增长40%的比率来预测未来五十年北京基督徒的增长态势，其情况将会如下：
北京基督徒人数增长预测情况（1）
（初始比率数基于中国社科院《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之华北地区0.8%，增长率参考罗德尼?斯塔克每10年增长40%的数据）
年份
基督徒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0.8%（总人口万人）
0.95%（总人口万人）
1.02%（总人口万人）
1.13%（总人口万人）
1.23.%（总人口万人）
以上的预测情况（1）是基于中国社科院《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之华北地区0.8%比率。基于可能的低估因素（如受访者不方便公开信仰，或北京高于华北平均水平），我们不妨以北京大学CFPS与中国人民大学CGSS之基督徒占中国总人口的2.3%比率再做一次预测，其情况将会如下（2）：
北京基督徒人数增长预测情况（2）
（初始比率数基于年CFPS与CGSS的基督徒占总人口2.30%，增长率参考罗德尼?斯塔克每10年增长40%的数据）
年份
基督徒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2.30%（总人口万人）
2.75%（总人口万人）
2.94%（总人口万人）
3.26%（总人口万人）
3.55%（总人口万人）
以上的预测情况（2）是基于北京大学CFPS与中国人民大学CGSS之基督徒占中国总人口的2.3％比率。基于可能的低估因素（如受访者不方便公开信仰），我们不妨将比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然后再做一次预测，其情况将会如下（3）：
北京基督徒人数增长预测情况（3）
（初始比率数在CFPS与CGSS之2.3%的数据基础上再提高一个百分点（3.30%），增长率参考罗德尼?斯塔克每10年增长40%的数据）
年份
基督徒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3.30%（总人口万人）
3.94%（总人口万人）
4.19%（总人口万人）
4.64%（总人口万人）
5.05%（总人口万人）
2、帝都文化所造成的老大情结
要谈及北京教会的危机，就如同谈及契机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北京作为首都所具有的唯一性。众所周知，北京的建都史历来有五朝古都之说，即辽（－）、金（－）、元（－）、明（－）、清（－），如果加上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是七朝都城。很显然北京作为首都将代表着政权的中心，展开来说其便是国家政策、法令、战略措施的发布地和发源地。因着这层因素，北京也顺理成为了众多国家企事业单位乃至众多社会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其意义表明北京将代表着共同体权力的中心。北京各类总部经济一览：
类别
数量（座）
世界强总部
52（年）
中国强总部
91（年，部分包含在世界强中）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年）
中央与北京国企总部及分支机构
（年，包括中国强总部）
民营企业总部
注：数据来自网络新闻信息的统计汇总。
很显然，这种因素也必将影响身处北京之教会群体的心态。具体而言，即是指北京教会尤其是牧者将会依附北京所具有的帝都文化而萌生根深蒂固的“领袖情怀”。当然，假如这种情结是北京教会所必须担当的，那也无可厚非。只是担心这种情结将在具体事工部署以及使命推动中模糊领袖的清醒头脑，并由此进而扭曲教会的发展方向。因为就政治环境而言，北京的确是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权力中心，这种情形将使得包括政府组织、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无形中具备站在权力中心的制高点。坦白而言，这种优势无需北京付出多大努力就自然产生的，换句话说，无论其它地方城市再怎么努力，也将难以产生类似的地位和身份，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总部摆设在那里就意味着一种无法取代的权威感。
不过，就教会而言，则情况就大不相同。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教会群体的领导力和权威感并不是以权力为导向，其领袖影响来源于教会群体的属灵影响力以及牧者领袖长年积累的综合属灵素养。甚至从某种角度而言，教会的领导力与世俗的领导力是对立的，即在属世角度看来越具有权力的要素反而在属灵层面将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试探和陷阱。具体就北京而言，如果当地牧者不坦然面对“帝都文化”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则教会不仅无法因此而得到健康发展，反而有可能将使北京教会落入一种居高临下乃至权欲熏心的地步。此外，如果因此而造成事工定位的不当势必将影响北京教会的长远事工导向，即把一切的事工计划转向为证明北京教会已具备领导中国教会的虚幻目标中。久而久之，它将把北京教会推向偏离自身应该发展的方向——积极植堂、联动宣教，就是说这种试探有可能会不知不觉把自身推向一种以“中国教会领头羊”为导向的带有“幻想症”的目标上（尤其是北京新兴城市教会）。
事实上具体就当下处境而言，尚处“青春焕发期”的北京城市教会其实正面临“内忧外患”乃至“上下交困”的种种环境，教牧领袖应该要看到这一系列的挑战和压力。就对“内”层面而言其亟需兴起一大批富有生命力和使命感的青年牧者来充实教会内部的事工队伍，以面对日益繁杂的事工发展局面；就对“外”层面而言其也亟需一大批富有语言和国际视野的外联牧者，以积极对接国际资源；就对“上”层面而言，北京教会也亟需要形成面对政府与教会之紧张关系的理论方案，以积极应对政教关系的复杂局面；就对“下”层面而言，则需要准备一系列富有效果的多元牧养平台，以应对日益需要的基层牧羊需要。总之就当下处境而言，北京教会最需要做的应该是养精蓄锐，以待按部就班蓄势待发，而不应该急功近利去寻求外在的名头和虚名。换句话说，当下北京教会最需要做的应该是积极借鉴及汲取海内外教会的发展模式进而踏实充实自身的事工深度和广度，而不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争夺外在的领导权上。因为真正的领袖声誉不是争取过来的，而是被见证出来的，否则就有可能落入“打肿脸充胖子”的境地。毫无疑问，近十多年来北京教会正步入快速的增长轨道，但与此同时某些北京教会似乎也已不知不觉落入一种受“帝都文化”影响的领袖幻想里。比如说本来很多重大事工链接之机会的到来和产生是要促进中国教会的真诚互动和良好对接，可因为某些北京教牧领袖的强势介入而使得本来形势良好的局面顿时变得扑朔迷离乃至错失良机。因为就国际链接、宣教推动、祷告互动等事项，本来这些事工机会是要产生更大的合一果效，以此来推动中国教会的整体良性发展，但可惜的是推动者在心态上稍显急功近利的“领袖情怀”从而使得整个良好局面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北京教会在牧者素质及区域优势方面已明显具有优势，或者说，北京教会在日后充当中国教会领头羊也或许是迟早的事。但就目前来说，其最应该做的便是要踏踏实实充实自己的事工厚度和深度，同时在国度性事工推动方面要尽量提供给不同地区平等的事工意识，尤其是在国际事工链接方面，否则势必将造成北京教会无力全权承担国际资源的对接，而全国各地教会却因此而失去国际对接的机会。比如就整个中国角度的视野而言，北京教会所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中国教会将会如何，而不是北京教会将会如何，这种意识即如圣经中耶稣所言——“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就是说北京教会首先要培育的是耶稣基督独有的“取舍意识”，其所传递的领袖观应体现为：真正做领袖的人是那些成全整体利益的人，即“大的要服事小的”的基督教独有领袖观。换句话说，如果北京教会希望能引领中国教会走向更深、更健康、更广泛的事工发展，那么它所需要做的不是要处处有意去体现自身的领袖气质，反而要自然而然降卑为仆人的形象从而积极为中国其他教会服务，以此来推动整个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就是说要在追求和放弃二方面树立起健康、良性的取舍观，要努力站在整个中国教会的高度来展望未来。比如说有些大型的事工如果不是由北京教会发动那也需要有一种气度去参与和支持，要明白只要事工有利于中国教会的整体发展就要毫无顾虑地去支持和推动，千万不可出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心态。坦白地讲，近些年某些北京教会已出现一种怪异的心态，即只要由自己发动的事工就不遗余力乃至不择手段去推动和发动，甚至出现大吹特吹的情形，而不是由自身发起的事工不仅置若罔闻、不理不睬，乃至故意毁谤、蓄意拆台。
尤其让人担忧的是某些北京教会牧者（比如某些新兴城市教会牧者），已经出现一种有意甩开上海教会、温州教会、河南教会、港台教会乃至韩国教会而凸显“北京教会模式已来临”的浮躁思绪。笔者认为如果北京教会抱有如此的心境来拓宽教会事工，那将是比较危险的意识，因为一方面它会使得北京教会自身偏离了事工宗旨（即偏离了当下北京教会应该要扎实拓宽事工深度和广度的有利时机）——而有意无意导向去凸显自身已成“中国教会领头羊”的虚浮名号里。其危机在于，即已自诩为“领头羊”，那么就会想方设法整出一些事工方案或影响力来凸显“老大”的气概和魄力，于是久而久之就难免落入一种标新立异乃至虚张声势的境地。另一方面它将会使得北京教会落入一种“孤芳自赏”的境地里，因为既然已自诩为领头羊，已“领先”于其它地区的教会，那么无形中就会“藐视”乃至“看不起”其它地区教会或牧者的事工策略和方案，无疑这将使得北京教会错失众多深度学习和效仿不同地区教会增长模式的机会。梁家麟博士多年前的一段话或许正切中要害：“无论是神学思想抑或行动实践，要说中国教会能树立典型、总结经验、提炼理论，对普世基督教作出长远的贡献，恐怕都得在两代基督徒以后。口号不能取代事实，自欺无益。”[4]
笔者认为且不说北京教会是否已到赶超其它地区教会的时候（根本没有评价标准，也不应该如此比较），就算有朝一日真的如此，那也应该要带着谦卑的心与各地教会彼此互动和扶持。可惜的是，因为帝都文化的影响，某些北京城市教会已不知不觉中出现一种“看不起”文化，即“看不起”学历比自己低的，“看不起”演讲能力比自己差的，“看不起”英文水平不如自己的，“看不起”国际人脉不如自己的等等。同时，另一种现象尤其要引起中国众教会的警惕，因为当不同地区的教会一旦陷入“争夺”中国教会话语权的局面时，这种不合一、不协调的局面将会极大扭曲教会的事工方向和性质。比如说一旦A地区教会与B地区教会陷入权力博弈时，那么双方潜意识里就会出现一种脱离健康发展的事工局面里，即双方难免将会借事工平台来进行非理性的权力竞争和资源抢夺，其不利局面将会导致国际资源的非理性垄断，具体将会出现互相掐对方国际资源、彼此拆对方事工平台。久而久之，双方将难免会形成争锋相对的交恶局面，其结果将会导致中国教会整体陷入恶性循环，比如只要自身开展的事工就一概大吹特吹，只要对方开展的事工就一律大毁特毁
三、教会之转机
1、鼓足干劲实实在在拓宽事工，以增加信众基数
就当下北京教会乃至中国教会而言，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使命仍在于全力以赴推动常规的基础事工，即多元化的布道事工、深入化的植堂事工和差传化的宣教事工。
之所以要强调“布道事工”、“植堂事工”、“宣教事工”等基础性的事工，这是因为就北京教会而言，其最大的短板仍然是基督徒基数的严重不足。当然，这不是说“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而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数量为基础，那么再显要的事工计划和再“高大上”的事工平台都将难以凸显北京教会的领袖作用，同时也难以产生对全社会带来广泛的道德导向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北京教会希望日后能在中国教会的持续发展中充当领头羊的话，其整体基督徒数量及教会堂点必须要有显著的增长或扩展，要不然其固有的精英优势只能产生点缀作用（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辐射影响）。而具体就如何实现增长来说，笔者认为其中的“布道事工”是基础，“植堂事工”是平台，“宣教事工”是突破，以促成北京教会“布道——植堂——宣教”的战略导向。
首先就“布道事工”而言，教会领袖牧者应该要把“布道事工”作为一切事工计划的基础工作来抓，这是因为如果布道事工无法开展或开展得不积极，那么从长远来看就会直接影响教会的植堂拓宽步伐及宣教推动力度，乃至在根本上也就无法展现教会在社会辐射面上的影响广度。因为基数一旦无法达到相应的数量，那么事工质量再显著也难以达到广泛的影响。被誉为“教会增长运动”之父的马盖文（DonaldMcGavran，-）就明确指出教会应该要重视“领人归主”带来的数字增长，因为教会通常只会重视牧养和信徒造就而忽略布道。而具体就如何推动“布道事工”而言，笔者认为教会应该要设计多元化的布道方案以体现圣经“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他”的教导，总的方案可以有“一对一”（或“一对二”、“一对三”）的个人布道策略及“一对多”的群体布道策略。就“一对一”方案而言，教会可以设计专门的“个人布道”计划，发动每一位信徒向亲朋好友及街坊邻里传福音，鼓励每一位基督徒要尽一切可能向未信主的亲友或朋友传扬福音。笔者建议可以实施“十二门徒”计划，即勉励每位信徒一个月至少要带一位慕道友参观教会（至少提供给他们接触福音的机会），这样一年下来，每一个人就可以带十二个人来教会，如果这十二个人有一个人信主的话，那么一年下来教会的信众人数就可以翻倍。如果这种翻倍计划能落实的话，那北京教会将呈现翻倍的增长态势。此外，需要留意的是在推动“一对一”个人布道策略时，应事先要对信徒进行有计划、有策略、有步骤的辅导，比如教导他们如何在亲友、朋友、陌生人当中使用不同的传扬方式和布道策略等，这其中还要把布道类型分为话语布道、文字布道及行为布道，即努力做到个人分享、理性阐述与行为见证相结合的方式。[5]而就“一对多”的群体布道策略而言，教会应该要事先有策略、有步骤地设计每年的专场布道大会计划，最好也能针对月度而设计“十二布道”计划，即每一个月举行一次专场布道会，以此来专门针对慕道朋友。有关布道会的信息，除了由牧者直接分享的福音布道会外还可以有音乐布道会、艺术布道会、职场布道会等专场，即借由基督徒专业人士来推动福音布道。此外，也可以抓住每年的重要节日来举办专场布道会，如五一布道会、中秋布道会、圣诞节布道会、感恩节布道会等。总之，教会应该要始终把针对慕道友的布道工作摆在事工的重中之重。曾如何用祚牧师所言：“无论是主任牧师、副牧师还是教会的工作人员，个人布道是神赐给所有信徒的至高命令，没有人能够推诿——个人布道与自己无关。”[6]
其次就“植堂事工”而言。北京教会首先应该要有一个国度性的整全观，即要认识到就社会层面而言目前自身仍然处于微不足道的边缘状态，就是说教会的信众基数和事工面向还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身份。因此，就北京教会拓展的顶层意识而言，其应该要定位于如何更广泛地让各大社区接触到教会或团契。也就是说北京教会目前应该要把教会发展策略确定为“到处开花”（植堂拓展）而不是“集中整合”（大教会）。这不是说集中整合不对，而是说就目前北京乃至中国的基督徒比率来看，教会发展的战略措施应该是强调四处扩散的“到处开花”模式而不是兼并小点的“集中整合”模式。诚然，一个地区采取“集中整合”方式的确会创造出数所颇具影响力的“大教会”，这些大教会也的确会带来标杆性的福音辐射作用。但就目前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微小比率来看，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教会领袖应该要意识到“集中整合”方式的确不利于推动中国整体基督徒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笔者认为从战术角度来说，某些北京教会可以往“大教会”发展，因为身居首都的北京教会的确需要数所具有“灯塔”效应的大教会；但从战略角度来说，北京教会乃至整个中国教会必须要往“到处开花”的方向发展（至少三十年内应该保持这种策略）。这种“战术性”与“战略性”的定位绝不可模糊或互换，否则将会极大损害中国基督教的整体发展态势。诚然，对一个牧者而言，自身教会实力的扩展无疑会增加自身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同时在教会圈内会增强“话语权”。但在目前基督徒比率不到总人口5%的现实处境下，如果这种追求“高大上”的做法在中国教会形成追捧之风气的话，那将极大损害中国基督徒人数的扩展和普及。事实上，北京教会乃至中国教会应该要在“到处开花”与“集中整合”二个层面形成良性互动，从战略角度而言应该要重视“到处开花”以求在数十年内迅速提高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从而形成中国教会在“量”上的突飞猛进；而从战术角度而言应该要允许部分教会去“集中整合”以形成数所具有代表性的大教会以引领众教会能更健康去完善内部机制和事工体系（每座城市可以有数所），以求在“质”上的持续完善。但总体而言，包括北京教会在内的中国众教会首先应该要实施“到处开花”式的植堂策略，以寻求在日后三十年内迅速把基督徒占总人口比率提升到10以上%。笔者特别强调，北京教会应该要出现一批“植堂拓展牧者”（或称“50人”牧者），这类牧者应该要不断有拓展新堂点的意识，即只要教会人数达到50人，那原先的创会牧者就可以转移阵地去重新开拓新堂点（当然要在做好交接工作的前提下），这即是教会增长理论中所强调的倍增植堂模式（MulitiplicationModel），事实上这也是使徒行传初期教会所实施的方式，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使徒式植堂（ApostolicChurchPlantingModel）。[7]可以说留给北京教会乃至中国教会的机会已不多，在“宗教信仰不自由”时期如果教会不借机通过“到处开花”的发展模式迅速普及福音和拓展堂点以至提升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率，那么待日后“宗教信仰自由”真正来临时，恐怕教会将会在世俗主义、后现代思潮、西方多元神学体系等浪潮冲击下而难以再维系高速增长的态势。
再者就“差传事工”而言。北京教会尤其是牧者领袖要格外注意的是要把差传事工作视为一项“异常艰巨”之使命去推动，这种意识是要说明差传事工之艰难要远远超过所有牧者的想象。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专门性的“差传事工”在北京真正开展起来还不到十年，而且其中还是断断续续和零零星星的。这种局面至少可以反应出三种现实，其一是差传事工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其二是真正有过差传经验的牧者领袖还未出现，其二是差传工场的经验还异常缺乏（尤其是跨文化宣教）。这从某种角度来说似乎显示差传事工要比其它教会常规事工更具有挑战性。有鉴于此，北京教会面对差传事工首先需要有的态度便是谦卑学习，即要谦卑向国际差传机构或兄弟国家的同仁求教和学习，因为就差传事工来说，中国教会比起国外教会来说至少要落后数十年。鉴于完善差传事工需要特别的重视、特别的呼召、特别的培训、特别的计划，因此它不是数年乃至数十年就能轻易完善和健全的，不夸张地说这是需要一代人才能逐渐完善和健全的事工使命。换句话说，北京教会面对差传事工首先需要有一种打“持久战”的准备，切勿要按常规事工的规律去要求它，因为很多跨文化的差传事工绝不可用常规“标准”和“政绩”来衡量（比如穆宣事工）。尤其是不可把差传事工作为一项“政绩”来大吹特吹，因为差传事工才刚刚起步，其效果和成就至少需要十来年的时间来检验（大概十年一个总结）。因此，就当下北京教会的差传事工而言，其关键点在于三个层面（国际层面、国内层面、自身层面）。就国际层面而言，其需要带着谦卑与合作的态度向国际同仁学习以求自身的差传事工能取到“真经”；就国内层面而言，北京教会应该要与包括团队教会及各地城市教会一起同心协力推动差传事工的持续性，切不可把才刚起步的差传事工作为自身寻求国际影响力和国内话语权的“卖点”和“亮点”，否则差传事工将不可避免面临互相拆台局面；就自身层面而言，北京教会尤其是牧者领袖应该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呼吁信徒和牧者投入对差传事工的重视程度。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除了“礼拜”以外教会最重要的事工就是“差传”，因此如果信徒和牧者只是习惯于“礼拜”而不关心“差传”，那么教会的生存意义就大打折扣，甚至于说失去了一半的使命意义。2、摆正心态踏踏实实促进互动，以引领各地教会
就当下中国教会而言，整体上正处于剧烈的、持续的转型阶段，即正面临新老牧者频繁交替、中西教会加深交流及政教关系持续隔阂的阶段。因此作为有志要引领中国教会持续发展的地方教会（如河南教会、温州教会、北京教会或上海教会等），其最大使命便是要在这一轮变迁中能否起到标杆和模范作用，并由此在整体上推动中国教会走向更健康、更具活力的局面。
就北京教会的作用而言，如其希望自身能在这一轮变迁中成为中国教会持续发展的推动者，那她必须要做到的一点便是——着着实实让中国各地教会因自身的出现而变得更有活力景象、更具健康形态。也就是说如果北京教会希望成为中国教会的引领者，那么一个重要的指标便是中国教会会因为它的出现而变得更具潜力而不是更有阻力。
那么这个指标具体如何来确立呢，笔者认为北京教会必须要体现出“做”与“不做”两个层面的心态。其中“做”的意义在于其要在自身所做的事工中体现出正确的、具有远大视野并富有强大担当魄力的精神面貌，并同时能引领部分中国教会一起往前走。这种“做”的魄力首先基于北京牧者领袖能否在本地开拓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事工平台并由此而延伸出一种具有理论深度的事工理念。比如就植堂牧养、宣教策略、工商团契而言，北京教会能否开创出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工理论体系并因此而具有持久影响时代的策略将是重要的指标。具体就植堂牧养模式而言，北京教会应该要提炼出一种有助于促进城市新兴教会增长的牧会理念（中国独有的教会增长模式），以此来作为中国各地城市教会的重要参照模型，类似于世界各地的已有模式，如权能增长模式（SpiritualPowerModel）、巨型教会模式（Mega-ChurchModel）、倍增植堂模式（MulitiplicationModel）、细胞小组教会模式（CellChurchModel）、启发模式（Alphacourse）、自然教会发展模式（NaturalChurchDevelopment）、多变量模式（Multi-VarianceModel）等。而就宣教策略而言，北京教会应该要发起一场宣教运动乃至由此推动整个中国教会投入宣教资源的筹备并由此积极参与普世宣教（“宣教中国”是试点）。而就工商团契而言，北京教会应该要开展出多个具有体现“基督教商业精神”的工商团契平台并以此来积极影响中国商人的伦理观（“香柏领导力机构”是试点）。
此外就“不做”而言，其主要的意思在于如何面对不合一的局面。因为鉴于神学领受、个人性格、区域习俗、做事方式等差异，北京本地教会之间乃至北京与其它地区教会之间的不协调由来已久，甚至于说合一的协调工作有时比事工本身更难推动和进展。比如就北京本地教会而言，其大体存在“联祷系”（突出宣教中国）、“恩典系”（突出归正神学）、“团队系”（突出母会根源）等不同系统，可以说任何一项事工的推进或神学话题的讨论都有可能会致彼此陷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甚至于说北京教会事工的最大助力有时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而是教会内部不同体系的张力和内讧。因此就某种情况而言，当下北京教会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在于“做什么”，而应该要思考“不做什么”。有时做什么很容易，但是不做什么却很难。比如当A系统教会要推动领袖培训事工时，其有可能会受到B系统教会的质疑乃至诋毁，这时对A系统来说或许继续“做”培训事工并不难，但要与B系统保持良好的沟通或互动却很难。具体来说，“做什么”体现的是一种事工计划，而“不做什么”体现的是一种事工品行。因为“做什么”的难度只是体现为一种“明处”的艰难，即事工如何推进而出现的艰难局面，但是“不做什么”有时则体现为一种“暗处”的艰难，即有“公报私仇”、“挟私报复”的机会却为着教会的合一而放弃报复和内讧。很显然，“不做”报复、内讧的事要比“做”神学培训、宣教事工要难得多。乃至于说，一旦张力和冲突出现后，有时尽管双方不会在事工中剑拔弩张，但却会借由事工平台来挤压对方的势力空间（甚至会借由“归正”、“宣教”、“联祷”等属灵名义）。
鉴于此，北京教会应该要立意成立一个消除误解和冲突的联谊平台，这个平台不应该以事工和计划为主，而应该力主于沟通和交流，甚至于它不应该有某一个系统教会来主导，而应该由不同系统教会轮流来召集（平等运作、坦诚交流），以达致北京各系统教会牧者乃至中国各地教会更深的理解和了解。
结论
毫无疑问，近十多年来北京教会尤其是北京城市新兴教会的崛起乃是中国基督教会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其不仅标志着中国教会开始进入一个由传统教会迈向新时代城市教会的过度时期，同事也预示着中国教会的影响开始由教内走向教外。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北京哪个医院看白癜风最好白癜风的治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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